散装卫生巾是谁的问题
近日，一则感慨卫生巾居然有散装的微博，配以100片卫生巾售价21.99元和买家针对“这么便宜的三无产品也敢用”的质疑做出的“生活难”、“我有难处”等回应的图片，引发了有关“月经贫困”、“卫生巾税”等议题的舆论热潮，截至8月30日下午四时，微博话题#散装卫生巾#已有12亿阅读、20.2万讨论。
经济与文化双重压力下的月经贫困
散装卫生巾是否三无产品、质量有无保证等问题几经反转仍无定论，对于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城市中产女性而言卫生巾的价格可能还比不上一杯奶茶，但市场对低价卫生巾的需求无疑从侧面证明了“月经贫困”的存在。《南方都市报》刊发的一则
报道提到，“月经贫困（Period poverty）”指的是女性因经济负担能力不足或受到落后观念等因素制约无法在经期内得到足够的卫生用品，而无法有尊严地度过生理期。南都记者的采访显示，在中国，一名女性每年在卫生巾上的开销从200余元到千元不等，确实对不少贫困女性造成了经济压力。受访的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由于性教育的缺失和家庭收入的限制，“毛巾、草纸、用完的作业本、破布条都可能成为女孩们应对月经的选择。”
《新京报》“‘
散装卫生巾’争议背后：被遮蔽的全球‘月经贫困’和女性生理刚需”一文中提到，根据BBC于今年“世界经期卫生日”5月28日发布的报道，印度3.55亿有月经的女性中只有36%有条件使用一次性卫生巾，其余2.3亿名女性只能使用破布、果壳、灰烬、树叶或者是牛粪来处理经血。即便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14岁-21岁的年轻女性中，有一半曾因经期缺课，每十人中就有一人无力负担卫生用品。文章进一步指出，月经禁忌也是导致月经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月经的污名化早已被科学消解的今天，对月经的言说仍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而“难登大雅之堂”。不过作者欣慰地提到近年来越来越多女性开始打破禁忌，例如英国女孩基兰·甘地在2015年时选择在月经第二天在不使用任何卫生产品的情况下跑完马拉松全程，傅园慧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接受采访时坦然讲述自己正在来例假，女性在公共领域为自己的需求发声或将是解决月经贫困难题的关键一步。
“卫生巾税”是性别歧视吗？
此次“散装卫生巾”引发空前热议一定程度上也与近日公布的医保改革措施相关联。微信公众号“女泉”刊发的“
伟哥、包皮手术齐进医保，谁来考虑避孕药和卫生巾的福利比例”一文指出，此次的改革内容显然对男性更有利。以避孕为例，尽管2017年起免费提供避孕药具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但基层网点发放的避孕药具数量与实际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根据相关调查，女性承担着80%-90%的避孕责任，一名女性一生在避孕药上的花费大约为2万到8万元不等。在此背景下，作为女性生理刚需的卫生巾税率是否过高的问题成为了公共讨论的焦点。目前卫生巾所属消费税为“增值税”，与其他零售商品一样，税率为13%。文中提到，一方面卫生巾免税已经逐渐成为全球趋势，澳大利亚、印度、牙买加、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坦桑尼亚、黎巴嫩、肯尼亚、爱尔兰、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十余个洲都已对女性卫生用品免税，另一方面也有网友指出免税不会带来卫生巾价格的大幅降低，更有效的措施有赖于政府的进一步调控和对卫生巾生产商的优惠扶持。
关于卫生巾税率的讨论中还有一种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声音认为，卫生巾之所以贵是因为女性消费者无脑追捧大牌所致，是一种智商税。《界面文化》刊发的“
从‘粉红税’到‘智商税’，呼吁更便宜的卫生巾究竟令谁不满？”一文探讨了卫生巾议题中的双重性别歧视，一方面是将男性需求默认为标准，导致女性须为同等商品或服务支付更多金钱，另一方面男性往往抱持非理性消费的刻板印象对女性大加挞伐，哪怕是在卫生巾这样男性毫不了解的领域当中。根据文中定义，“粉红税”指的是在购买质地、用途、款式相似的商品或同类型服务时，女性消费者支付的金钱往往比男性消费者要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两辆同一公司生产的滑板车，其他参数完全一样，粉色的却要比红色的贵20美元。在此逻辑下，只有女性使用的卫生巾也被作为一种“附加”需求来看待。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认为，“粉红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女性消费者没有充足的价格信息用来对比，网购时代的新问题是信息足够，但个人的精力有限。并且在消费社会，男性同样会被消费主义裹挟，而只有女性受到交“智商税”的指责本身就是一种不公。
